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是学校深入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攻坚之年。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欧宝app官方网站下载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吴沈钏，1929年生，浙江嘉善人。1949年3月入党，1952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水利工程系。曾参加治淮工作，历任上海(水电)勘测设计院工程设计室副主任、江苏电力设计院输变电室主任、华东电业管理局500kV输变电办公室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基建处教授级高工等职。曾参加新安江水电站、古田溪梯级水电站、华东500千伏电网建设以及援缅水电站等工作。2011年7月22日，吴沈钏在上海接受了上海交大党史校史研究人员的采访，讲述了他在交大参与学生社团活动、申请入党、政治觉悟日益成熟的经历，以及响应国家号召参加治淮并由此而开启的“水电人生”之路。

交大：水利人生的起点

1929年，我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上海铁路局工作，母亲是上海铁路局子弟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我在家排行老大，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1935年父母与兄妹四人在虹口公园合影

1948年6月我中学毕业，面临考大学的激烈竞争。当时，各大学都实行独立招生，我报考学校时，报了四所：浙大、同济、北洋、交大。第一个考点是浙大，我独自乘火车去杭州，直到傍晚才找到地址，晚上就住在浙大学生宿舍，蚊子很多，心情又紧张，整夜没有睡好。第二天考试头脑昏沉沉的，没有考好。同济大学考场设在上海复兴中学，北洋也是在市内考的，交大是在徐家汇本校考的。考好以后，觉得同济和北洋考得最好，试题都能答出，而交大试题最难，我高二的时候就以同等学历去考过，没有录取。这次再考，仍然感觉没有把握。但最后录取的却是同济和交大。

大学时代的吴沈钏

志愿方面，报考同济和交大时，第一志愿填的都是机械系，这与少年时在重庆的那段经历有关。当时，父亲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下面的资渝钢铁厂工作，我接触的父亲许多同事也都是搞机械的，所以我也很感兴趣。另外，资源委员会下属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同济机械系毕业的，考了同济，将来找工作自然比较方便。后来说同济要学5年，而且第一年要学德文，就没去。交大录取的第二志愿是水利工程系。当时根本不知道水利系搞些什么，不过南模有个同学叫谷兆琪，他提到台湾日月潭的水利工程形成了闻名世界的风景区，又能发电，又能旅游观光，让我也很向往，所以就报了水利系。后来他进了清华的水利系，而我因为交大名气比较响，就进了交大的水利系。当时上海还没有解放，水利机构除了一个黄浦江疏濬局外，并没有其它什么，相比机械系，搞水利的实际上没什么好的出路。但不管怎么样，与交大的结缘，让我最终走上了水利人生的道路。

1950年11月，交通大学水利系1952届部分同学合影（前排右一为吴沈钏）

当时交大全校学生不过3000人，我们水利系一年级新生大约25人，其中7人是上海学生，大部分是外地学生。上海学生多数走读，我家因在虹口，交通不便，选择住读。我住在执信西斋166室，是楼中唯一的大间，布满了双人床，住了大约有28人。住在这里，好像亲如一家的大家庭，低年级学生总是能得到高年级的照顾。比如很多学习上的书籍与用品，若是从市场上买，价格高得难以承受，但可以从高年级同学那里以低价交换。当时食堂附近有个广告栏，上面可以找到所需要的物品信息。我的计算尺就是向高年级同学买的，是印度加尔各答的产品，质量不高但可用。而当时没有国产计算尺，可见那时的中国工业还不及印度，而现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是印度的五倍，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产生的奇迹。

交大学习风气浓厚，人人都很自觉，每天都有大量的作业，一下课就去图书馆抢座位，往往到晚上10点才回宿舍。当时有个流行的顺口溜：“一年级买眼镜，二年级买蜡烛，三年级买痰盂，四年级买棺材。”这一方面说明交大学生学习刻苦、功课繁重，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上海解放前夕国立大学的学生艰辛的日常生活条件。当时，国立大学的伙食津贴是无法维持一般学生的营养需要的。1948年底，我曾代人做过一个月的食堂管理，每天只能买一些青菜、白菜之类，早餐从来都是水煮黄豆，中、晚餐几乎看不见荤菜，偶尔在青菜中掺一些渣子，这怎么能让学生健康地坚持学习。

在水利系读书时，印象最深的老师有两个：一个是系主任徐芝纶先生。他是教结构力学、材料力学的，上课不带讲义，上来就讲，非常清楚。特别是一些条理性、关键性的问题，他讲授之后，很容易就懂了。同学们听他的课都是全神贯注，没有开小差的，而且效率很高。第二个老师是刘光文，他是教水力学、水文学、应用数学的。与徐芝纶不同，他讲课注重内容的丰富性，虽然没有教材，但经常是写满好几块黑板，都是英文的，我们在下面抄板书。当时好像很枯燥，但后来工作后觉得蛮适用的。

水利工程系主任徐芝纶教授

申请入党，参加革命

我在思想政治觉悟方面逐渐趋向进步，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洋模范中学读高中时。抗战结束后，上海与内地的情况不一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南模校园里也是这样，能接触到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比如高三的时候，曹子真就是我们同一届的女生。高三男生共有甲、乙、丙3个班，我在乙班。那时候男女还是分班的，女生是在另一幢小楼里。但是有一天，曹子真一个人跑到男生的班里来上课。我们当时觉得很奇怪，后来了解到她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学校把她放到男生班，等于是限制她的活动。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心里都佩服她的勇气。

南模读书期间，另外一件对我触动很大的事是交大师生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当时国民党官僚和财团变本加厉，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蒋经国来沪“打虎”，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物价飞涨。当时学生餐费的标准，一顿只有一根半油条，很多家庭为子女求学的经济困难而怨声载道，“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当交大师生游行队伍经过华山路，也就是经过南模后门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一群流氓和特务拿了扁担、棍子，狠狠地抽打队伍，真切感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残暴面目。自那以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有正义感的同学开始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了信心。

当时，社会上确实存在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物价飞涨，很多工厂、商店倒闭关门，广大工薪阶层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更何况工人、农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47年秋天，我们高三乙班在吴均立带动下，组织大家上街为贫穷师生募捐，又组织工人宿校，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知识。1947年冬季来临，吴均立又号召大家捐钱捐物，资助灾民。我瞒了家里，将身上毛衣捐给了贫苦人民。

当时，这些同级的高中同学中，我还没有入党，不过有些人可能已经是地下党员了，比如吴均立、李修爵、曹子真等。他们毕业后也都考入了交大，我们又成了大学同学。交大是学生运动的“民主堡垒”，进步社团非常发达。我们班上的吴昭崇，温州人，原来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了一年，来到我们班后，组织一些同学以“新社”名称办壁报，揭露和控诉社会黑暗现象，我和李其煌、林语伦等相约加入，壁报贴在学生联谊会内的板墙上，发泄我们心中对丑恶的社会现象的强烈不满。1948年底淮海战役后期，我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参加校内各项学生运动，包括后来声势浩大的护校应变斗争。

1949年3月的一天，吴昭崇来上院找我，征求我入党的意见。当时我只是对现实不满，认为共产党的主张是为了拯救中国，特别是拯救广大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共产主义事业是无比光明正义的，这一点我已经丝毫不怀疑了。但是吴昭崇讲，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铁的纪律，入党要作出牺牲，牺牲学业甚至牺牲生命，这方面还有所顾虑。接连几天，我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认定自己愿意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经受一切考验，于是，写下了一份庄严的入党申请书，跑到南院，塞在吴昭崇的床垫下。就这样，在吴昭崇的单线联系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4月，吴昭崇指示我代表一年级参加护校运动各年级负责人会议，在女生宿舍，只有7个人，我都不认识，但相信他们都是地下党员。学生联谊会还办了“每日新闻社”，主要任务是通过大字报、广播的形式向校内外报道解放战争的每日最新进展。消息来源是学生会组织同学利用晚上秘密收听记录的新华社电讯、当地的外国和国内的报纸，如《字林西报》《大公报》等。林语伦等同学参与收听解放区广播电台，为“每日新闻社”提供稿源的工作，所以经常看不到他们上课。当时，“每日新闻”专栏前，从早到晚围满了人，有校内的师生员工，也有附近的工人、职员和社会人士。

吴沈钏接受母校采访

1949年4月26日半夜，我在睡梦中突然听到枪声，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国民党军队从一辆装甲车撞开的后校门冲进校园，包围了各个宿舍。我当时在西斋宿舍，外面走道已被封锁，等到天亮，特务到房间一一核对“黑名单”，我们166室没有一人被抓，有的同学躲在小河边的草丛里，有的躲在工程馆后的大烟囱底部，都没有被抓住。事后才知道敌人带来的“黑名单”中，交大有108人。最终被捕的交大有56人，其中包括严祖礽、魏瑚等学生会著名人物。

“四二六”大逮捕后，学校一度被宣布解散，学生被集中在中华学艺社。我回家后，母亲介绍我住在她铁路小学同事家。那段时间，我一方面与班上的吴昭崇、李其煌等人继续保持联系，互通消息，以便随时迎接解放；另一方面开始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第一次接触辩证唯物论的思想。5月27日，上海解放，我兴奋地赶到学校，但校内人很少，班上只有吴昭崇与我2个人，我们在校内露宿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有大量解放军进驻学校，学生也纷纷回校。解放军严明的纪律、朴素的衣着、艰苦的作风，给市民以全新的感受，激发起人们无限的敬意和感谢。接着，全市人民都沉浸在庆祝解放，迎接新中国的热烈场面中。

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通过三件事的亲身体验，让我接受了更深刻的人格教育，逐渐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第一是史霄雯、穆汉祥两位烈士的牺牲。他们都是在“四二六”大逮捕之后，分别在电车上和一家面馆里被特务逮捕的，在牢狱中经受了极其残酷的严刑拷打，最后在闸北宋公园（现为闸北公园）被秘密杀害，到了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才发现他们的遗体。1949年6月5日，全校师生员工2000多人在新文治堂为两位烈士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会上师生高唱国际歌，让我热血沸腾，深受鼓舞。

2002年4月，交大1952届地下党同志在史穆烈士墓前合影（第三排左二为吴沈钏）

第二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华东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同志来交大作的报告。她原是大同大学的学生、地下党员，后来去了苏北根据地。在报告中，她就谈个人亲身体会，说过去以为知识是从家庭父母和学校获取的，参加革命，和工农接触了以后，才懂得个人的知识与成长都是劳动人民给的，包括自己的父母也是劳动人民养育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应该无条件地为他们服务，这是她讲的第一点，叫“把知识还给人民”。她又说，旧中国道路上有“三个大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我们无数先烈前赴后继，用生命与鲜血填平了这三个大坑，使后人得以在宽阔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我们的任务是踏着革命先烈的血迹，开辟一条光明大道，在大道两旁栽花植树，使大道更加美丽宽敞，让后来者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她的讲话，促使我的人生观有更加明确坚定的目标：那就是恪尽职守，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还有第三件事，就是1950年暑假的时候，水利系二、三年级同学参加山东鲁南山区大观庄水库测量。我们坐火车到陇海路一个小站停了以后，步行30里，从早上走到下午，进入鲁南平丘区。那里的农村全都是泥墙草屋，只见妇女、儿童和老人，青壮年都南下支前去了。老百姓生活是相当贫困的，家徒四壁，除了少数条凳桌椅外，空无一物。他们种的麦子和高粱，只有过年时才用来蒸馒头、包饺子，平时都吃高粱煎饼加大蒜头。男孩子都是赤身裸体的，看到我们拿了三脚架、经纬仪和望远镜，都在叫：“地主又来了”。我们睡的床板是老百姓家的门板，房墙上布满了大小壁虎。这让我认识到广大人民虽然获得了解放，但仍处于赤贫之中，正如钱正英讲的，我们的知识应该无条件地贡献给劳动人民，帮他们摆脱贫穷，改善生活。

辗转不定只为国

1951年9月，交大校方宣布，为了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水利系、土木系三年级学生参加治淮工作，当时是说一年以后再回来读四年级准备毕业。当时全班同学都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没有一人抱怨的。结果，我一去就是三年，后来没有回学校，到1954年年底才离开治淮岗位。本来我是1952年毕业的，但是中间碰上院系调整，水利系被调整到华东水利学院，所以毕业证书是华东水利学院颁发的。不过，后来交大也补发了毕业证给我们。

再说治淮。当时除了交大水利系、土木系学生参加外，还有来自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的学生。1951年9月底，分配方案下达，交大学生分至三处：安徽蚌埠治淮委员会本部、大别山佛子岭水库和淮北阜阳专区。其中，佛子岭水库算是交大学生第一个治淮大工程，共有11位水利系同学参加：王昌迪、刘蔚起、郭瑞璋、张诚正、吴凤池、朱家瑾、沈嘉澍、吴雪钊、刘树钧、童慧生和我；土木系同学有8位：邵正、史如平、王雨生、朱伯芳、吴天柱、王瑞五和刘源，后来又加一个自愿参加的交大助教曹楚生，再加上南大部分同学，作为第一批去佛子岭。上面指派我和南大的赵源仁带队。

佛子岭工程是淮河支流淠河上游的一座水库，是淮河流域中主要防洪灌溉调节和发电的水库之一。流域面积1840平方公里，河宽平时约50-60米，但洪水来势凶猛，百年一遇流量高达每秒13980立方米，迫切需要在此筑坝拦蓄部分洪水，以减轻淮河干流的压力，并要供给六安地区农田灌溉，坝身最高要74米，坝长要510米，这样的规模，自新中国成立后从来没有搞过。当时，工程指挥部汇集了国内一些知名专家，如著名水利专家汪胡桢，他曾是浙大的教授，担任治淮委员会的工程部部长，也是佛子岭水库工程总指挥，知识广博，被称为“活的图书馆”；副指挥兼工务处处长吴溢是老治淮施工专家；还有我们交大的学长、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教授以及地质专家谷德桢等。

由于大别山是地震区，首先摆在面前的大问题是到底采用什么坝型。汪胡桢鉴于当地坚硬的岩浆岩地质，坚持采用轻型薄壁连拱坝。不过，连拱坝的垛墙是很薄的，只有四五米宽，而且是空心的，虽然用的混凝土数量少，但抗震能力不敢保证。有的专家认为连拱坝不行。有的专家提出用堆石坝，庞大的体积有利于抗震。一时间，争论很大。最后，汪胡桢还是决定用工程量少、较为经济的钢筋砼（即混凝土）连拱坝，相信水泥和钢材华东地区可以全力供应，技术上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那么，连拱坝到底怎么设计抗震呢？当时，我们交大有一个搞钢筋混凝土的助教，叫曹楚生，后来成为工程院院士。他带领交大、南大一些学生一起攻关，用手摇计算机经过反复计算，解决了地震情况下坝体稳定和内力分析的难题。就是按照力学的方法证明，在横向地震来袭时，22（实际施工时改为21）个薄拱犹如弹簧起着阻尼作用，防止垛墙倒塌破坏。那时，我们刚从学校出来，能跟许多专家和技术人员一起共事，受益匪浅，学到了不少有用的知识。后来人们都称佛子岭也是一所实践的大学校。

1955年曹楚生在安徽佛子岭水库连拱坝前留影

工程开建后十分顺利，可是1953年进行第二期基坑开挖和砼浇筑时，一场大洪水意外来临，把所有基坑里面的设备、脚手架，包括下游一座施工桥全都冲掉了，工程不得不停工。工地上出现了一些消极情绪，好多干部和工人都感到1954年底如期建成蓄水的任务要泡汤了。那时，总指挥汪胡桢临危不乱，意志坚定：“我死也要死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把它搞起来。”这种豪迈的决心，激励大家克服了种种困难，使受淹的工程逐渐恢复，后来支墩垛墙和连拱的进度逐月上升，质量也得到保证。1954年底，如期全部达到坝顶。这座坝高74.4米，坝长510米，有21个连拱和两端为重力砼坝接头的拦河大坝，是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库工程。我没来得及享受最后的竣工典礼，治淮委员会就把我调到蚌埠去了，没过几天，又通知我被借调到新建的上海勘察设计院工作。

上海勘察设计院是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为开发华东水电资源新成立的单位，当时主要为开发建设新安江水电站。这是国内第一个自主设计、自主制造的水电站。工程规模很大，坝高105米，库容210亿立方米，装机发电容量65.75万千瓦，是华东地区也是全国最大的水电站。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大批技术人员，包括从北京勘测设计院、治淮委员会、上海市工务局、华东水利局以及相关学校、企业，我是以借调一年去支援的。这种大型水电站的设计施工不同于一般工程，它是由各个系统组成的，包括供电系统、沙石料系统、砼搅拌系统、内部运输系统、对外铁路系统和导流工程等等。工作量非常大，我被分配在施工组。当时的施工组，下设施工布置组、施工结构组、辅助企业组和预算组，管仁钧任大组长，我和一位姓叶的任副大组长，我还兼施工布置组（相当于施工的总体设计）组长。人员来自不同领域，各有专长。如国华建筑公司老板吴锦安，曾承包过黄坛口水电站等大型项目，实践经验丰富；严欣一、翁世俭来自上海市工务局；沃绵文来自上海铁路系统，左兆熙也来自佛子岭水库工程指挥部。

1991年吴沈钏在新安江水电站堤坝下游留影

由于我在佛子岭工程中有过统计、计划方面的工作经验，就在组内推行个人月计划、周计划，以及月、周工作会议，采用民主讨论的方法安排落实各个项目，技术问题也采用个人主谈，共同商议的方法，集思广益，充分发挥各自专长。这些做法调动了大家积极有效地完成各项任务，得到院长办公室的重视，并在院内组长会议上交流了经验。这本来是我分内应做的工作，未想到凭此被评为1955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当时上海勘察设计院评上的共有3人，有新安江水电站总设计师杨德功、水文科的胡昌新和我。

1955年，吴沈钏获陈毅市长签署的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的奖状

1956年新安江水电站初步设计完成以后，没有让我继续做下去，因为当时福建有个古田一级水电站的厂房和引水系统已建成，更急于要做初步设计，把71米高、412米长的砼重力坝以及机组施工好，以供福州等地区的供电。于是在1957年8月我被派驻到古田负责施工现场设计，边设计边施工，以加快进度。当时正是1958年“大跃进”前夕，第二个五年计划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们在古田工地听到了传达中央水电跃进会议精神，要以“整风双反”为纲，特别要反保守，提出水电要上300万千瓦，甚至争取450万千瓦，而且工期要缩短为2-3年。当时，新安江水电站是65万千瓦，主体工程进度是4年，已经很快了。而古田工程虽只有6万千瓦，采用边设计边施工，如有意外挫折，两年内完成大坝建设是有难度的。要达到那么大的发电量和那么快的工程进度，因此设计和施工上产生的矛盾很大。施工单位要求大干快上，提出许多设计上难以接受的土办法，而设计单位为了保证安全，坚持按常规设计，一时相持不下。1958年3月，上海勘察设计院副院长韩寓吾赶赴现场，他说，设计和施工在每个工地都会产生矛盾，这是无法避免的，只有把问题勘察清楚以后才能施工，否则将来是要返工的，只有统一设计和施工，才能又好又快地完成任务。

他的这些话，在当时“大跃进”的氛围下可以说是一副清醒剂，能这样明确地指出问题并缓和矛盾，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后来，他请了苏联专家来确定一些技术原则和措施，包括采用掺合料控制水泥用量，减少水化热，并控制近基础面的浇筑层厚度和必要的间憩养护时间。苏联专家还提出，要检验一下基岩中黄铁矿的硫酸根含量是否符合要求，如果不符合要求的话，要把它作为不良地基适当挖深处理。现在看来，这些措施都是十分合理、及时的，既节约了极为紧缺的钢材，也切合当地实际，实事求是。在那个大干快上的“大跃进”年代里，没有像其它工程那样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

水电人生的体会

回顾我走过的水电之路，有这么几点体会：第一，要始终意识到我们这一辈的一切知识和能力，归根结底都是劳动人民培育而成的，我们应该无私地为他们服务，为人民服务，得到人民的满意和认可，是我最大的快乐与幸福。第二，个人是渺小的，只有自己的兴趣融入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只有与集体合作，同心协力，才能发挥个人最大的光和热；也只有怀抱着为祖国的振兴而学习工作的志向，才有强大的动力与坚强的毅力，才可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第三，时代在发展，科技更是突飞猛进，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学习一切先进技术与经验，更加努力地学习、创新和变革，为21世纪中叶实现祖国全面现代化目标而奋斗。第四，还要不断学习黄大年、钟扬同志那样孜孜不倦、奋发有为的精神，学习像穆汉祥、史霄雯那样与敌斗争、临危不惧、忠心报国的精神。

本文原载姜斯宪主编：《思源·激流》，欧宝app官方网站下载出版社2019年版，第374-395页。略有删节。